太平、繁荣得不耐烦

——两宋“远交近攻”成双违契的血训

钱 宏（Archer Hong Qian）

2026年9月1日中于Vancouver
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。

一千年前的宋、辽、金、蒙古，与今天的美国、加拿大以及全球贸易秩序，当然不能机械类比。

但是，历史有时候会留下某种很有意思的关系结构。

今天我们谈“贸易多元化”，谈“降低依赖”，谈开拓更远方的市场，本来都没有错。生命本来就应该扩大连接，经济活动也不应该把自己锁死在单一市场。

人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惯：灾难来临的时候渴望太平，贫困的时候渴望繁荣；太平久了，繁荣久了，却又容易把已经得到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

和平没有声音，战争才有声音；顺畅的贸易不制造英雄，冲突却最容易制造英雄；一份被几代人安安静静履行的契约，很少令人热血沸腾，“雪耻”“强硬”“重新伟大”却最容易激动人心。

于是，太平久了，也可能太平得不耐烦；繁荣久了，也可能繁荣得不耐烦。

真正危险的，往往正是这个时候：人开始低估已经拥有的财富，高估打破现状以后那个想象中的远方。

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：

当一个已经运行多年、能够创造价值的近邻连接，因为摩擦，因为政治情绪，因为历史记忆，甚至因为某些人心里“不爽”，开始被当成必须摆脱的对象时，我们究竟应该修补它、重新谈判它，还是寻找一个更远方的力量来替代它，甚至帮助自己毁掉它？

中国历史上，北宋做过一次。

南宋后来又做了一次。

两次都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：

远交近攻。

两次也都成功了。

北宋联合金，灭了辽。

南宋联合蒙古，灭了金。

可是两个宋最后也都亡在自己曾经联合的“远方”手里。

这就值得把故事重新讲一遍。

一、北宋：澶渊之盟守了一百多年，为什么不重新谈，却要联金灭辽？

公元1004年，宋辽之间又一次爆发大战。

辽军一路南下，兵临澶州。宋廷震动，甚至有人提出迁都。宰相寇准力主宋真宗亲征，宋军士气大振。

仗打到这里，双方其实都已经明白：

继续打下去，谁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。

于是，谈。

1005年，宋辽达成了著名的澶渊之盟。

这个盟约今天读起来很有意思。

宋辽约为兄弟之国。

宋真宗年长，为兄；辽圣宗为弟。

双方确定边界，彼此约束，不再轻易越境用兵；宋每年向辽提供白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，也就是后来经常被人说起的“岁币”；与此同时，双方开放榷场，开始大规模边境贸易。

只盯着“岁币”看，当然有人觉得不舒服：

堂堂大宋，为什么每年要给辽银子和丝绸？

可是，把政治情绪暂时放下来，把账本打开，看到的却是另一回事。

首先，是和平。

澶渊之盟以后，宋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大体和平。

原来杀人的边境，慢慢开始做生意。

商人来了。

羊马来了。

茶叶来了。

丝绸、瓷器、漆器、书籍也来了。

辽的优势产品主要是马匹、羊、骆驼、皮革、毛制品以及部分药材；宋的优势则在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、漆器以及各种成熟的手工业产品。

特别是茶。

辽地以畜牧经济为主，肉食较多，对茶有很大的生活需求。宋朝发达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体系，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市场。

于是出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：

宋朝一边付岁币，一边做生意；银绢出去了，相当一部分货币又随着辽人购买宋朝商品流了回来。

也就是说，不能只看政府账本上“付出去多少”，还要看整个生活账本发生了什么。

有贸易规模。

有贸易收益。

有边境繁荣。

有战争成本的大幅下降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一百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争。

如果把这些都放进共生经济学的GDE账本，澶渊之盟究竟“亏不亏”，答案就远没有“每年送了多少银子”那么简单。

一纸盟约，把战争边境变成了贸易边境。

这才是它真正创造的财富。

问题也恰恰发生在这里：一种财富一旦稳定存在得太久，人就容易不再把它当作财富。

一百多年没有大战，后来的人没有经历签约以前那种战争成本，便越来越容易只看见每年交出去的岁币，却看不见因为这份契约而不必支付的战争费用；只看见“不够痛快”，却看不见边境已经生长出来的市场、生活和孞托。

太平最大的悖论，或许就在这里：它越成功，人越容易忘记没有它会是什么样子。

而且，还有一件比贸易数字更重要的东西慢慢发生了：

契约开始变成组织孞托。

澶渊之盟不是宋朝单方面宣布的政策。

它是一份双方谈出来、双方签下来、双方承诺遵守的契约。

第一代人签。

第二代人守。

第三代人继续守。

一百多年过去以后，当初签约的人早已不在人世，但契约已经进入了几代人的生活。

边界在哪里，大家知道。

什么东西可以交易，大家知道。

发生摩擦找谁处理，也慢慢形成规则。

商人敢来，是因为相信明天不会突然开战。

百姓敢在边境安家，是因为相信今天签下的约明天还算数。

这时候，一纸盟约已经不只是一张纸。

它已经成为一种组织孞托资产。

当然，一百多年以后的人完全可以说：

当年的协议有些地方不合理了。

岁币是不是应该减少？

某些边界是不是应该调整？

贸易条件是不是应该修改？

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是不是应该重新讨论？

都可以。

不满意，可以再谈。

这恰恰就是契约精神。

契约精神从来不是祖宗签了一个字，子孙万代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。

时代会变。

力量会变。

利益会变。

条款当然也可以变。

但是，改约与毁约是两回事。

你觉得旧约不合适，可以找原来的缔约方重新谈。

你提出条件。

我提出条件。

争。

吵。

讨价还价。

谈不拢再谈。

这本身就是组织孞托继续承兑的过程。

可是北宋后来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

辽的北方，女真金国迅速崛起。

北宋一些君臣一看：

机会来了。

既然辽一直让我们“不爽”，为什么不联合更远方的金，从南北两面夹击，把辽彻底消灭？

于是有了著名的：

联金灭辽。

因为辽横在宋金之间，双方甚至需要渡海联系，所以这个新的联盟又被称为“海上之盟”。

这就是典型的：

远交近攻。

从军事算盘上看，很漂亮。

从民族情绪上看，更痛快。

燕云旧恨可以雪。

百年岁币可以不再交。

堂堂大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。

如果朝廷内部本来还有各种矛盾，那么一个外部的“百年宿敌”，也很容易成为重新凝聚情绪的对象。

这正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：

内部的问题不好解释，外部的敌人最好解释。

现实治理需要承担责任，历史屈辱却最容易动员激情。

于是，原来应该问：

我们今天治理得怎么样？

慢慢变成：

我们什么时候雪耻？

原来应该问：

这份契约还有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谈？

慢慢变成：

为什么还要跟敌人谈？

民族主义置幻，就可能在这里发生。

太平得不耐烦，往往也就在这里开始。

已经拥有的和平因为天天存在，越来越没有政治戏剧性；尚未收回的故土、尚未雪洗的旧耻，却越来越适合制造历史激情。

于是，现实中已经获得的东西被贬值，想象中尚未获得的东西被升值。

这也是一种置幻。

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：

毁约。

澶渊之盟已经运行了一百多年。

如果你认为它不合理，可以谈。

如果认为条款过时，可以改。

甚至如果认为已经无法继续，也应该面对缔约方处理彼此的契约关系。

可是，你根本不谈，却绕过自己的缔约方，去找更远方的第三者，准备把这个已经与你守约百余年的国家直接消灭——

那意味着什么？

意味着别人也会看。

金也会看。

今天你能够联合我，毁掉你与辽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契约关系，那么明天呢？

你会不会再联合另外一个人，毁掉今天与我建立的关系？

这就是组织信誉。

也是组织孞托。

一个国家签下的约值多少钱，不只取决于纸上写了什么，更取决于别人相信你会不会承兑。

你自己可以因为一时利益、一时情绪、一时战略机会，把一份已经履行百年的契约抛掉，别人当然也会重新计算：

下一次与你签约，还能不能信？

所以，联金灭辽损伤的不只是宋辽关系。

它同时损伤了宋自己的组织信誉。

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。

辽真的灭了。

北宋的战略目标真的实现了。

可是，一个此前没有被认真计算的问题马上出现：

辽没有了，谁站在宋与金之间？

那个已经相处一百多年，彼此知道边界在哪里、贸易怎么做、发生摩擦怎么处理的辽消失以后，一个军事实力更强、双方尚未生成长期契约孞托的金，直接站到了北宋门口。

原来的远方，突然成了近邻。

接下来：

金兵南下。

开封陷落。

徽、钦二帝被俘。

靖康之变。

北宋亡。

最值得后人思考的甚至不是：

联金灭辽失败了。

恰恰相反。

联金灭辽成功了。

它成功消灭了北宋最想消灭的那个敌人。

但与此同时，也成功毁掉了一条运行百年的契约关系、一层地缘缓冲、一套贸易连接，以及经过几代人才生成的组织孞托。

战略目标实现了。

生活结果却走向了反面。

二、南宋：同一道题，为什么又答了一遍？

北宋亡后，赵宋南渡。

临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，南宋开始。

所谓“偏安”，一偏又是一百多年。

而且这一百多年并非一片衰败。江南经济继续发展，商业繁荣，城市扩张，海外贸易兴盛，文化也达到新的高度。

北边的金当然仍然令人不舒服。

双方打过。

谈过。

再打。

再谈。

有战争，也有和议。

有屈辱，也有现实。

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宋金之间同样逐渐形成了边界、贸易和一套彼此打交道的规则。

换句话说：

又有新的连接开始生成。

然后，历史像是故意给南宋出了一道北宋曾经做过的题。

金的更北方，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。

蒙古。

蒙古铁骑迅速崛起。

向西，一直打向欧洲。

向南，西夏挡不住。

金也越来越挡不住。

南宋朝廷一看：

机会又来了。

更令人感叹的是，北宋付过一次学费，并没有自动变成南宋的组织记忆。

北宋已经演示过一次“近邻消失、远方变近邻”；一百多年以后，当新的繁荣再次成为日常，新的“远方”再次出现，同一种诱惑竟然又有了吸引力。

历史发生过，不等于历史已经被学会。

北宋当年想借金灭辽。

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借蒙古灭金？

于是：

联蒙灭金。

还是那个熟悉的四个字：

远交近攻。

蒙古从北边打。

南宋从南边打。

夹击金国。

结果，又成功了。

1234年，金亡。

南宋百余年的宿敌终于消失。

可以庆祝了。

可是历史马上又问了南宋一个几乎与北宋当年完全一样的问题：

金没有了，谁站在你和蒙古之间？

没有了。

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，直接来到了南宋面前。

这里，同样不只有战略问题。

还有契约问题。

南宋如果认为与金之间原有的协议不公平，可以重新谈。

认为边界需要改变，可以谈。

认为对方违约，可以追究。

国际环境变化，也可以重新安排关系。

但是，一面生活在既有契约形成的秩序之中，一面联合更强大的第三方去消灭原来的缔约者，同样会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：

你的约，究竟还值多少钱？

第一次，北宋联金灭辽。

第二次，南宋联蒙灭金。

远方的盟友当然也会观察：

你当年怎样处理自己的近邻关系？

你怎样对待自己签下的约？

你为了眼前利益可以抛弃昨天的契约，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明天不会这样对我？

这就是组织孞托的乘积效应。

它可以一层一层生长。

也可以一次一次流失。

金亡以后，南宋内部又出现收复故土的强烈情绪，于是有了“端平入洛”。

开封。

洛阳。

旧都。

故土。

这些词当然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召力。

可是情感并不能代替战略。

历史记忆也不能代替现实力量的计算。

宋军最终败退。

宋蒙之间走向长期战争。

几十年以后，南宋也走到了尽头。

1279年，崖山。

南宋亡。

于是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对称：

北宋联金灭辽。

辽亡。

金成为新的近邻。

北宋亡于金。

南宋联蒙灭金。

金亡。

蒙古成为新的近邻。

南宋亡于蒙古。

当然，两宋的灭亡有极其复杂的政治、军事、财政和组织原因，绝不能简单归结为“远交近攻”四个字。

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两个故事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关系结构，同样可惜。

它至少留下三个问题。

第一，远方为什么天然比近邻可靠？

距离并不会自动产生善意。

一个与你争过、打过、谈过、签过约、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生意的近邻，虽然有摩擦，却已经形成大量看不见的连接资产：

边界。

规则。

市场。

经验。

人员往来。

处理争议的方法。

以及彼此对对方行为边界的预期。

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形成的。

第二，旧约不满意，为什么不能重新谈？

契约当然不是永恒不变的。

真正的契约精神，恰恰包括重新谈判的能力。

环境变了，改。

利益变了，谈。

规则有漏洞，补。

条款不公平，重新议定。

重谈，是继续承认对方作为契约主体；毁约，却是在破坏契约本身。

这两者之间，差着一个组织孞托。

第三，毁约真的没有成本吗？

今天毁掉一份协议，表面上只处理了今天的问题。

实际上还在给未来所有可能与你签约的人发送一个信号：

我签下来的约，在环境改变、利益改变、情绪改变以后，还算不算数？

所以，毁约损失的不只是一个伙伴。

还可能是自己的信用。

而信用本身，就是资产。

三、从“远交近攻”回到今天：多元化究竟增加了什么？

讲到这里，就可以回到今天所谓的“贸易多元化”。

加拿大当然应该与欧洲做生意。

应该与亚洲做生意。

应该与日本、印度以及世界上一切能够创造价值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新的贸易连接。

从共生经济学看，增加连接本来就是好事。

问题从来不是“要不要多元”。

而是：

多元究竟增加了什么？

增加了多少出口？

增加了多少收入？

创造了多少就业？

增加了多少新的高价值产业？

降低了多少单一市场风险？

同时，又增加了多少运输成本？

增加了多少供应链成本？

增加了多少制度摩擦？

失去的北美订单有没有被真正替代？

这些账，都应该算。

更不能忘记：

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已经形成的关系，也不只是今天两个政府签下的一张纸。

几十年的自由贸易安排、企业投资、产业链布局、能源网络、公路铁路、边境城市、家庭关系以及每天发生的巨大人员与商品流动，早已使一纸协议进入生活。

契约经过生活反复承兑，就会生成组织孞托。

因此，今天如果认为USMCA/CUSMA有些条款不公平——

谈。

美国提出修改，加拿大可以不同意。

加拿大有自己的要求，也可以提出。

墨西哥同样可以据理力争。

规则过时了，改。

原产地规则有漏洞，补。

利益分配不公平，重新谈。

这本来就是契约。

真正需要警惕的是：

不要把“不满意”变成“不谈”；不要把谈判变成敌我；不要把贸易争议变成民族尊严；更不要为了证明自己不依赖一个近邻，先损伤几十年才生成的连接与组织孞托。

北宋当年不满意澶渊之盟，当然有权重新谈。

南宋不满意与金的关系，也当然可以重新谈。

历史真正令人感叹的地方，就在于：

他们后来选择的都不是简单的“再谈一次”。

而是找来更远、更强大的力量，把眼前那个令人不舒服的近邻消灭掉。

近邻真的消失了。

远方也真的来了。

只是来的方式，与原来想象的不一样。

所以，两宋的故事并不是告诉今天的人：

不要开拓远方。

恰恰相反。

远方当然要交，新的连接当然要生长。

它真正留下的警示是：

不要为了拥抱尚未证明价值的远方，先毁掉已经能够创造价值的近邻连接；更不要忘记，一份经过时间反复承兑的契约，本身就是财富。

远，不等于多元。

近，也不等于依赖。

多，不等于效能。

强硬，更不等于国家利益。

旧约可以重谈，利益可以重算，关系可以调整；组织孞托一旦毁掉，再重建，却可能要用一代人的时间。

澶渊之盟签下一百多年以后，当年签字的人早已不在。

但他们留下的和平还在。

榷场还在。

商人还在。

边境生活还在。

这或许正是契约最有意思的地方：

签字的是一代人，承兑它的却可能是几代人的生活。

反过来也一样。

毁约的决定可能只需要几个人、几天时间；为毁约支付成本的，却可能是整个国家和后来的几代人。

这本账，值得算。

这份孞托，更值得珍惜。

太平、繁荣久了，人也会得一种“不耐烦”的时代病。

加拿大人可能因为厌恶川普，而把一个本来可以继续谈判的贸易问题置换成民族尊严问题；美国人也可能因为党争，把一个本来应该逐项计算成本与收益的政策问题，置换成“支持川普还是反对川普”的身份问题。两边看起来都很有原则，最后却可能做着同一件事：把政治人物放大，把生活账本缩小；把情绪放大，把已经生成几十年的和平、贸易、契约和组织孞托当成理所当然。

和平太久，人容易忘记和平的成本；贸易太顺，人容易忘记连接的价值；契约履行太久，人甚至会觉得契约本来就在那里。

直到有一天，把它毁掉以后，才知道原来那也是财富。

两宋如此。

今天的人，未必天然比古人聪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