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地球人的展望：下一个100年

A Little Earthling Looks Ahead: The Next 100 Years

—From the Anthropocene toward the Earthopocene

钱宏（Archer Hong Qian）

2026年8月19日于温哥华

刚刚，《将AI升格为AM》和《共生经济学概论（修订版）》终于杀青。

我突然想起“下一个100年”这个题目。十多年前，乔治·弗里德曼写过一本《下一个100年》。

政治家、经济学家、军事战略家也总喜欢预测未来：哪个国家崛起，哪个国家衰落；谁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；下一场战争可能发生在哪里；人口、能源、科技和资本将怎样改变世界力量的座次。

这些预测当然有意义。

可是，我翻过来想：人类其实一直在倒退着走向未来。

我们总是脸朝着过去。已经发生的事情留在视野里，成为经验、知识、理论、概念、公式和历史记忆；未来却在身后。我们看不见它，只能一边倒退着走，一边根据已经看见的风景，小心判断下一步可能踩在哪里。

于是，我们很容易把过去的变量向未来延长。

地理还是那个地理，国家还是那个国家，权力还是那个权力，战争还是那个战争，只不过重新排列组合。

美国还是中国，东方还是西方，左还是右，资本还是劳动，国家还是市场，哪个党上台，哪个族群得势，哪一种制度获胜……我们甚至会把过去制造问题的概念，继续拿去占领未来。

然而，真正改变人类生活的东西，往往并不是这样来的。

飞机没有从马车的速度曲线里长出来。

互联网也不是邮政系统把信件越送越快的结果。

AI更不是算盘一路提高计算速度以后自然抵达的终点。

未来真正令人心动的地方，常常来自那些尚未发现、尚未命名、尚未进入既有逻辑阈值的可能；也来自已知与未知突然发生交互，让昨天还不可想象的事情，今天变成日常生活。

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也写一篇《下一个100年》，我不想预测2126年的世界第一是谁。

我更想问：

一百年以后的人回望2026，会看见我们正站在什么地方？

1926年的人，大概很难想象今天。

那时，飞机成为普通交通工具还是4年之后，青霉素尚未被发现，电视尚未普及，更没有计算机、互联网、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。人类没有登上月球，也从未从太空回望自己生活的地球。

100年过去，一个普通人手中的手机，已经拥有1926年整个世界都不存在的信息能力。

今天，一个普通人又开始拥有另一种过去不可想象的能力。

他可以随时调用几乎整个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。

一个十人的小企业，可以调用过去只有跨国公司才拥有的翻译、设计、计算、市场分析甚至研发能力；一个乡村医生可以得到世界医学知识的辅助；一个孩子面对的老师，不再只是自己学校里的几个人；一个农民偶然发现的种植经验，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到另一个大陆；一个独立思想者，也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，与不同语言、不同专业、不同文明的人和AI交互。

这件事情的意义，恐怕远远超过“AI提高了生产率”。

因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，有一个极其重要、却很少被单独提出来的事实：

人与人之间的连接，一直很昂贵。

一个人的需要要找到另一个人的能力，需要搜索。

一个人的创造要抵达需要它的人，需要传播。

陌生人彼此合作，需要辨识、认证、谈判、契约和孞托。

知识要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，需要学校、出版社、媒体、专家和漫长的学习过程。

所以，人类不断创造组织。

家庭、部落、城市、市场、企业、银行、学校、国家、跨国公司、国际组织……

组织极大地扩展了人的能力。

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一百个人可以做到；一百个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一百万人可以做到。

于是，“大”逐渐成为人类世最强烈的文明想象之一。

大国家。

大城市。

大工厂。

大银行。

大企业。

大政府。

大平台。

大数据。

直到今天的大模型。

可是，当“大”成为习惯以后，我们慢慢忘了一个最初的问题：

组织究竟为什么发生？

组织原本是生命扩大自身可能的受托者。

然而，组织也会自我繁殖。

层级越来越多，规则越来越复杂，维持组织本身的成本越来越高；信息经过一层层传递不断衰减，权力越来越集中，责任却越来越容易远离行动后果。

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、其实也很残酷的历史悖论：

人类创造组织，本来为了降低生活成本；后来，人类却不得不用越来越昂贵的生活供养组织。

更麻烦的是，一旦这些庞大组织形成，人们便很容易把组织之间的冲突，当成人类生活本身不可避免的冲突。

国家必须与国家竞争。

阶层必须与阶层斗争。

党派必须压倒党派。

族群必须争夺更多份额。

市场与政府只能此消彼长。

东方与西方仿佛注定要争一个中心。

于是，人类花费越来越多的生命能量，处理由庞大组织本身制造出来的摩擦，再把这些摩擦解释成不可逃避的历史命运。

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一些本来属于组织成本的问题，误认成了生命必须彼此斗争的问题？

今天，这已经是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追问。

问题已经不只是组织大还是小、国家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，也不只是换一种制度、换一个主义、换一批人来重新组织世界。它触到了一个在《共生简史》、《将AI升格为AM》和《共生经济学概论（修订版）》中反复出现的哲学主题：

人类观察世界、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式，本身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转换。

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，为人类留下了至今仍然伟大的思想遗产。无论从“一”理解“多”，从本体把握现象，从终极真理统摄纷繁世界，还是追问一个社会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最高原则组织起来，人类长期努力的方向，都是在纷繁复杂之中寻找这种整体统一。

哲学（Philosophy，智慧之愛）由此展开了两千多年辉煌的思想旅程。

可是，生命从来不是完成整体统一之后才开始生活。

生命自组织首先发生在关系具体的连接之中。

你、我、他，人与自然，生命与环境，需要与能力，支出与收入，价值与价值，组织与受托，始终处在发生、连接、交互、反馈、调整和动态平衡的过程之中。

如果我们仍然执着于先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整体、一个最终正确的主义、一个必须居于中心的主体，再按照它重新安排其他生命，那么再高明的理论，也可能重新制造中心与边缘、支配与被支配、胜利者与失败者，最后把本来可以调整的关系问题，推向不可调和的对抗与生死之争。

所以，从轴心时代走向共生时代，更深处的跃迁，是：

从追求整体统一，走向发现关系过程。

这并不是抛弃哲学，而是让哲学重新进入生命正在发生的地方。

于是，Philosophy——智慧之愛，开始向 Amorsophia——愛之智慧敞开。

智慧不再只是站在生命之外认识世界、解释世界、设计世界；智慧进入生命关系，在交互中辨识，在连接中生成，在行动后果中修正，在共生中涌现方向。

由此看今天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，它们也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技术、经济与组织改革。

人工智能（AI），升格为人艺心智（AM）；

组织强权，还原为组织孞托；

生产，回归生活；生活，呈现生態；生態，激励生命。

它们指向的是一种共通变化：

人们将不再首先追问谁统摄谁、谁取代谁、谁战胜谁，而是回到生命之间真实发生的关系过程，看见连接怎样发生、成本怎样形成、价值怎样承兑、孞托怎样约定、生命怎样彼此赋能。

这也正是为什么，下一个100年的关键词可能发生变化。

过去100年，我们已经把规模的力量发挥到了惊人的程度。

下一个100年，轮到另一种力量登场了：

连接。
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：组织冲突 → 斗争哲学 → 整体统一 → 关系过程 → Philosophy / Amorsophia → AI / AM → 组织强权 / 组织孞托 → 生产 / 生活 / 生態 / 生命 → 规模复制 / 交互连接。

于是，我重新想起舒马赫那句著名的话：

Small Is Beautiful——小即是美。

过去说“小即是美”，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浪漫情怀：回到乡村，回到手工业，回到鸡犬相闻的小生活。

我想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意思。

未来的“小”，可能连接整个地球。

当知识和创新能够极速抵达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当AI乃至未来的AM能够被一个普通人随时调用，“小”第一次获得了过去只有“大”才拥有的能力。

一个五个人的团队，为什么一定要长成五百人的机构？

一个社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必须层层上报？

一个人能够直接找到另一个人的服务，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七八层中介？

一种知识可以瞬间抵达需要它的人，为什么必须被某个庞大组织垄断以后才能使用？

这些问题过去常常只能作为理想提出来。

今天，它们第一次开始成为技术问题、组织问题，也成为现实选择。

大当然不会消失。

飞机制造、基础科学、重大公共安全、全球性事务和深空探索，仍然需要大规模协作。

真正会发生变化的是：

“大”不再天然等于“强”。

规模复制本身不再能够自动证明组织存在的合理性。

一个组织究竟有多少人、有多少层级、有多少资产，也许越来越不是它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

未来更值得问的是：

你用多小的组织成本，释放了多大的生命能量？

如果这一变化真的发生，那么过去两百年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察方法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

经济学研究了很久的供给和需求。

到了宏观经济学那里，又变成两个庞大的总量：

“总供给与总需求”。

可是，Economy究竟在哪里发生？

回到生活现场看看，其实很简单。

我需要一样东西，你恰好能够提供。

我愿意支付，你愿意承兑。

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

一个人的支出，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。

这个人的收入，又成为他的支出、储蓄、投资或者新的创造能力；新的创造又连接另一个人的需要。

亿万人的经济生活，拆到最后，就是无数这样的连接。

需要寻找能力。

能力回应需要。

支出连接收入。

收入孕育新的创造。

价值发现价值，价值承兑价值。

所谓“总供给”和“总需求”，当然仍然可以统计。

但它们越来越可能退回到统计结果，而生命之间正在发生的连接，重新回到经济现场。

这可能是下一个100年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次视角变化。

工业文明擅长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。

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将越来越通过改善连接降低组织成本。

这句话的意义，也许远远超过“哪一个国家将在2126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”。

因为如果连接成本发生数量级下降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经济问题、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，都可能改变发生方式。

并不是所有冲突都会消失。

而是一些今天看上去非斗不可的问题，可能突然失去“非斗不可”的技术与组织前提。

一旦这样理解，货币也会重新显出它原来的样子。

钱为什么能够成为钱？

因为有人接受。

为什么接受？

因为人相信，当自己接受这张纸、这个数字、这段代码以后，别人还会继续接受。

所以货币从来不只是一个“东西”。

它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。

一个人创造价值，另一个人承认这种价值；这种承认又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承认，于是价值可以跨越陌生人、跨越时间、跨越空间继续流动。

价值承兑的是价值。

货币，不过是这种价值承兑能够普遍流通的凭证。

于是，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被现代经济学遮蔽很久的东西：

孞托。

国家、银行、企业、平台，以及未来各种数位货币、稳定币、共生币，都逃不过几个最简单的问题：

你承兑了什么？

谁相信你的承兑？

这种孞托能不能继续生成？

没有孞托，再漂亮的制度也会越来越昂贵。

没有价值承兑，再先进的货币形态，也不过是新的记账工具。

走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过去100年，就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变化。

国家主义、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、集体主义、个人主义、平等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民族主义，乃至东方中心主义、西方中心主义……

这些“主义”曾经让无数人激动、争论、革命甚至战争。

它们当然有各自不同的思想来源和历史作用。

可是，从更长的文明尺度看，它们大都在回答同一个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的问题：

如此庞大的社会，究竟应该怎样组织？

国家多一点，还是市场多一点？

个人优先，还是集体优先？

自由重要，还是平等重要？

谁拥有资源？

谁组织生产？

谁承担分配？

这些问题不会突然消失。

国别利益、族裔差异、阶层矛盾、党派竞争和程序正义的分歧，也不会因为技术进步便自行蒸发。

真正值得警觉的，是人类太容易把这些现实问题进一步抽象成不可调和的概念战争，然后让生命为概念殉葬。

一个本来可以通过降低成本、改善连接、调整规则解决的问题，一旦被翻译成“你死我活”，解决问题本身就退居其次了。

人们开始捍卫标签。

捍卫阵营。

捍卫自己曾经说过的话。

最后甚至需要不断制造敌人，才能证明自己的立场仍然正确。

这正是斗争哲学最顽强的地方：

它不仅解释冲突，还会继续生产冲突。

可是，当一个普通人可以直接接触不同文明的知识，直接比较不同生活方式，直接调用过去只有专家和大型机构拥有的能力，当AI不断击穿信息不对称，AM进一步进入心智、价值与组织孞托，人们会越来越自然地问一些更加朴素的问题：

生活怎么样？

成本降了吗？

能力增加了吗？

身体和心灵更健康了吗？

人与人之间更值得孞托了吗？

战争少了吗？

孩子有没有更多可能？

青年和老人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？

我能不能成为我自己？

到了那一天，生活本身重新获得对理论的检验权。

一种主义也许不需要被另一种主义打败。

亿万普通人的生活，会慢慢穿透它。

理论若不能改善生活，概念再正确，也不能替生命生活。

2018年，我在《共生简史》中提出四个相互连接的文明世代概念；2021年再版时，书名改为《SYMBIOSISM·共生——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·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》：

自然世（Naturalopocene）、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、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、太空世（Spaceopocene）。

今天重新看这四个词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它们并不是四个整齐排列的历史阶段。它们更像是我们倒退着走入未来时，逐渐显现出来的四层风景。

自然世（Naturalopocene），共生是起源。

生命从发生的第一天起，就没有孤立存在过。

一株植物向阳生长，一个细胞与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，菌群彼此依存，森林通过无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连接生长。

生命本自具足，又非独存。

人类从这里走来。

然后进入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。

人开始以自己的智慧和欲望“人为自然”，创造城市、国家、市场、工业、资本、科学和技术，把组织能力推向此前任何生命都没有达到过的高度。

过去100年，正是人类世空前加速的100年。

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也留下巨大的组织成本；创造了核能，也创造了毁灭地球的能力；创造了互联网，也创造了数位铁笼的可能；今天又创造了AI。

人类世的伟大与危险，其实来自同一个地方：

人的能力空前放大到足以影响地球生灵的地步。

所以在人类世：

共生是底线。

人可以创造，可以冒险，可以突破，可以犯错，却不能无限突破生命存在的底线。

突破地线，斗争方便可能连累他者，同归于尽。所以，有人写出了《第六次大灭绝》。

而今天，我们已经站到了另一道门槛前。

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。

地球世并不意味着人类退回自然。

人类当然会继续创造。

AI会继续发展，AM（Artificial Mind & Amorsophia MindsField / Network）可能出现，量子技术、生命科学、新材料、能源技术会打开今天无法想象的世界。

真正改变的是人的尺度。

我们开始问：

一种技术究竟给生命增加了什么？

一种组织究竟降低了多少生活成本？

一种经济增长究竟增加了多少健康、孞托与和平？

一个文明究竟释放了多少生命本来具有的可能？

这时候，“增长”不再拥有自动豁免权。

“大”也不再拥有自动正确性。

一种制度叫什么名字，不再足以证明它值得存在。

一切都必须重新接受生活的检验与价值重估。

于是：

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，共生由底线显现为灵魂。

而就在这里，太空世（Spaceopocene）也已经开始。

因为地球从来没有离开过太空。

人类只有真正看见地球，才会真正看见太空；当我们从太空回望这颗蓝色星球，才突然意识到：我们过去划出的许多边界，对地球和宇宙而言原本并不存在，甚至完全没有意义。

国家边界是真实的人类制度。

党派边界是真实的人类组织。

族裔身份也是真实的历史生活。

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边界进一步想象成宇宙本身的边界，就会忘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：

我们首先生活在同一颗正在太空中运行的地球上。

所以，地球世并不是太空世之前的一站。

真正进入Earthopocene，本身就是Spaceopocene的开始。

这也使我重新理解AI。

下一个100年真正重要的问题，决不是：AI最终会有多聪明？

更值得问的是：

如此强大的智能，将进入什么样的生命关系与组织关系？

AI可以让“小”获得前所未有的能力，也可以把“大而无当”推向人类从未见过的极致。

它可以帮助一个普通人调用世界知识，也可以让几个超级平台掌握前所未有的知识权力。

它可以降低组织成本，也可以把每个人变成可预测、可分类、可诱导、可控制的数据对象。

它可以帮助政府改善公共服务，也可以帮助政府建造一个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精密的数位铁笼。

如果AI只是让原来已经过大的组织变得更强、更快、更无孔不入，那么人类得到的未必是一个新时代，也可能只是一个被技术放大的人类世。

​

所以，我提出AI升格这AM。

Artificial Intelligence继续发展智能。

Artificial Mind & Amorsophia MindsField / Network则把问题继续向前推进：

它为什么做？

为谁做？

与谁交互共襄生成？

产生什么后果？

由谁受托？

如何进入真实的生命关系？

技术能力重新连接生命目的。

智能进入心智。

权力连接责任。

组织重新成为生命的受托者（Trustee）。

这就是我所说的：

LIFE–AM–TRUST交互契合共生秩序。

它不是给2126年设计的一张制度蓝图。

它一直都在那里。

在自然世（Naturalopocene），它潜在于生命发生与连接之中；

在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，它成为文明不可无限突破的存在底线；

进入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，它开始成为人的自觉、自律而自由，成为文明的自在灵魂；

而当Earthopocene向太空世（Spaceopocene）敞开，人类才可能真正理解：

地球人的生活，本来就是宇宙中的生命生活。

所以，如果一定要问我：

2126年会是什么样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不知道，当小即是美，成为现实，那时谁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不知道美元是否仍然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？不知道今天那些炙手可热的AI公司，还有几家留在历史记忆里？也不知道国家边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，帮派政治，政党政治、地缘政治是否完全失去存在理据？

我曾预测过，10年20年以后，地球一年365个自转，每一个自转日都是某一个国家的“国庆节”！

但我现在更想知道，2126年的一个“小地球人”回望我们，会不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：

物质已经如此丰富，为什么2026年的人还生活得那么昂贵？

知识已经如此丰富，为什么教育还让孩子们那么痛苦？

一个五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养一个五百人的机构？

一个人的需要和另一个人的能力明明可以成为差异互补性存在，为什么要经过如此漫长、昂贵的组织过程才能相遇？

人类已经拥有如此聪明的AI，为什么还曾经差一点把自己关进更加精密的数位铁笼？

也许那个小地球人还会笑我们：

你们那时候，怎么那么喜欢争谁第一？

地球在太空中已经转了几十亿年，谁排过第一？

也许他还会感到奇怪：

为什么那时候的人那么喜欢先问你属于哪一边，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听你说话？

为什么一个问题一旦被贴上左或右、东方或西方、资本或劳动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标签，人们就很难再看见问题本身？

为什么大家明明都说自己追求正义，却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，比对方更加正确，不惜制造新的仇恨？

也许他最终会明白：

那就是Anthropocene（人类世）留下的一部分惯性。

我更愿意想象另一幅图景。

2126年的地球上，仍然有不同国家、不同语言、不同宗教、不同生活方式、不同审美、不同价值选择。

有人喜欢纽约。

有人愿意住在山里。

有人探索火星。

有人一辈子守着自己的菜园。

有人研究量子和虫洞。

有人做木匠。

有人喜欢与几百万人交互。

有人只愿意和几个朋友喝茶。

差异没有消失。

差异反而更加自由地生长。

真正发生变化的是：

差异不再那么容易被组织成敌意。

一个人的诗和远方，越来越不需要以另一个人失去诗和远方为代价。

知识被一个人获得，并不会因此被另一个人失去。

思想与思想交互，会生成此前不存在的思想。

创新传播得越快，越可能成为更多人的能力。

价值越承兑，越能够流动。

孞托越兑现，越可能继续生成。

一个人的支出，成为另一个人的收入；

收入又孕育新的需要、新的创造；

需要寻找能力，能力回应需要；

价值发现价值，价值承兑价值。

就这么简单。

那些庞大的组织依然存在，却不再那么费劲地挡在生命与生命之间。

亿万不同的生命，各自生长，又彼此抵达，各自扬帆，又彼此为岸。

这时候，“财富”本身也许已经悄悄改变了含义。

财富不只意味着我占有什么。

它越来越意味着：

我拥有多少时间？

多少选择？

多少创造的能力？

多少进入未知世界的可能？

重要的是，我能不能愛？

能不能创造？

能不能帮助别人？

能不能在需要的时候，停下来看看星星？

这就是我今天能够预见的“下一个100年”。

当然，我仍然是倒退着走的。

2126年在身后。

我看不见。

我只是一个站在2026年的小地球人，面前是已经走过的自然世（Naturalopocene）和仍在轰鸣的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，脚下却已经开始出现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的道路。

而当我抬起头来，太空就在那里。

它从来都在那里。

自然世（Naturalopocene），共生是起源。

人类世（Anthropocene），共生是底线。

地球世（Earthopocene），共生是灵魂。

太空世（Spaceopocene），从我们真正看见地球的那一刻开始。

所以，“下一个100年”真正值得期待的，也许并不是我们还能够把世界改造成什么样子，也不是终于有谁战胜谁、取代谁、统一谁。

经过漫长的人类世，人类真正需要学会的，可能只是一个看上去极其简单、实际上至今仍然艰难的问题：

拥有如此巨大的创造能力以后，我们能不能少一点彼此绞杀，多一点彼此成全？

更进一步：

怎样让如此丰富的世界，不再那么费劲地妨碍生命成为自己？

人非牛，非马，也不是宠物猪！什么投资、消费、进出口，人不是任何一架马车。

生产回归生活。

生活呈现生態。

生態激励生命。

小即是美。

生命本自具足，又非独存。

当凡事交互主体共生秩序自在显现之日，便是地球生灵自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，共生吉祥之时！

于是，每个人的诗和远方，成为所有人的诗和远方的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