殖官主义概念成形记
The Discovery of Bureaucolonialism
——一个中国出版人用汗水、泪水和脑汁换来的三十年追问
Thirty Years of Inquiry by a Chinese Publisher—Forged through Sweat, Tears, and Thought
钱 宏（Archer Hong Qian）
一个理论概念，往往不是在书斋里突然诞生的。
至少，“殖官主义”不是。
它是我在几十年的编辑、出版和文化组织生涯中，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，一次挫折一次挫折承受下来，又在不断观察和思考中逐渐辨认出来的。这里面有汗水，有泪水，也有无数个辗转难眠时耗费的脑汁。
我并非没有得到过肯定。
我策划并组织实施的国家“八五”计划重点工程《国学大师丛书》（1991—1996）获得了国家图书奖；我组织编辑的许多图书，也先后获得各种奖项；我本人还曾获得“全国优秀中青年”称号。这些荣誉当然令我欣慰，也说明我和同事们曾经克服重重困难，把一些值得做的事情真正做成了。当然也有遗憾，就是丛书原先计划出版36卷，结果只出了28卷。
然而，荣誉并没有使我满足，更没有让我停止追问。
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：少数项目成功、几本书获奖、一个编辑获得肯定，并不能证明整个组织制度已经健康。恰恰因为我亲手推动过一些事情，知道一本好书、一套好丛书从构想到完成，需要多少人的心血，才更能体会那些本可避免的行政阻碍、组织摩擦和资源浪费，给作者、编辑、读者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。
我时常问自己：
既然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传统，如此众多的作者、学者和编辑，也拥有由国家配置的出版资源，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组织不能做得更好？
九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，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个令人难堪的比较：独占中国出版资源的五百多家出版社，产值加在一起，还比不上德国一家贝塔斯曼。
无论这一说法当时采用的是哪一种统计口径，它作为一个比较级判断，对我的刺激非常大。
五百多家出版社，意味着五百多套领导班子、行政机构、人员编制、办公系统和资源配置体系；它们拥有行政许可所赋予的出版资格，占有当时极为稀缺的书号、渠道和文化资源。可是，这么庞大的组织规模，并没有自然转化为与之相称的出版能力、市场效能和文明创造力。
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
最初，我也只能从自己的工作困苦中寻找答案。
有些书稿明明具有学术价值，却可能因为单位、级别或关系受到冷落；有些选题并不成熟，却可能因为行政意志获得资源；专业判断常常要服从行政判断，作者、编辑和读者之间本应自然形成的知识连接，不断受到审批权限、机构隶属和官阶秩序的干扰。很多时候，真正消耗人的并不是编辑工作本身，而是为了让一件本来合理的事情能够通过组织关口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精力。
我逐渐发现，出版行业表面上生产的是图书，深层运行的却往往是行政级别。
出版社首先被规定为某一种行政级别，社长、总编辑和其他负责人被纳入相应的干部等级，机构规格又决定人员待遇、资源权限和社会地位。于是，一个出版社究竟出版了多少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，反而可能不如它是什么级别、归谁主管、拥有什么权限来得重要。
这使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：
行政级别并没有停留在组织内部，它正在改变组织存在的目的。
一个本应服务知识、作者和读者的组织，开始围绕自身的级别、位置和资源运行。
我成功地做成了一些事情，也亲身承受了把这些事情做成所需付出的非正常代价；与此同时，五百多家出版社与一家贝塔斯曼之间的效能反差，又迫使我从个人困苦进入组织追问。这正是我后来不断追问“官阶大一统”“殖官”与“殖官主义”的现实起点。
1998年，我有幸受邀参加中国新闻出版署召开的“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座谈会”。会上，三位领导（他们是刘杲、许力以、伍杰）先后表示，愿意把他们的发言时间让给我。于是，我作了四十分钟发言，题目是《取消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，势在必行》。
令我意外的是，发言结束后，台上台下掌声一片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并不只是对一篇发言的赞许，更像是许多长期身处出版体制之中的人，对一个早已心知肚明却很少被公开说破的问题，终于有了一次共同回应。
会后，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特意提出开车送我回宾馆。路上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：
“钱老师，你今天的讲话太精彩了，大家都为你鼓掌喝彩。但是钱老师，我敢和你打赌，二十年后，中国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都不会取消！”
我深知这句话的分量。
他不是在否定我的发言，也不是在嘲讽改革。他是在用一个长期身处组织内部的人所具有的经验告诉我：一个制度问题即使已经被许多人看见，即使已经得到公开掌声，也未必会因此发生改变。因为行政级别从来不只是一个名目，它背后连接着干部管理、官阶待遇、机构规格、资源分配和组织利益。一旦这些彼此咬合，改革面对的便不再是一项具体规定，而是一个能够自我维持、自我保护的制度结构。
当时，我只是与他会心一笑。
今天回想起来，那次笑里其实包含着两种心情：一种是彼此都明白问题所在的默契；另一种，则是面对巨大制度惯性时的无奈。
后来事实证明，他的话并非悲观之辞，而是一种冷静判断。
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：仅仅指出行政级别不合理，还远远不够。真正需要追问的是，为什么一个人人都知道需要改革的问题，却能够长期存在？为什么掌声可以如此热烈，制度却依然纹丝不动？为什么组织明明知道自身低效，却仍然能够不断复制原有结构？
因为我终于意识到，真正需要解释的，不再是改革为什么发生，而是旧制度为什么能够长期不变。
这个问题，把我从“取消行政级别”的行业改革诉求，进一步推向了对“官阶大一统”的制度思考，也最终推向了“殖官”与“殖官主义”的概念形成。
我的那次发言当然不是讲行政管理问题，而是行政级别。
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，行政级别已经不仅是一种管理工具，而逐渐成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。出版社围绕行政级别运行，出版规律便退居其次；大学围绕行政级别运行，学术规律便退居其次；科研机构围绕行政级别运行，创新规律便退居其次。
组织开始越来越关心级别，而不是使命。
这是我思想演变的第一步。
几年以后，我又继续追问：
行政级别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？
答案逐渐浮现出来。
真正起作用的，并不是某一个具体职位，而是一整套贯穿党政军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高校、科研、金融、文化等领域的统一官阶体系。
于是，2006年，我在《New World Time》上撰文，提出了“官阶大一统”这一概念。
所谓“官阶大一统”，并不是简单地像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说的“官多为患”（1998）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说的“官满为患”（2011），而是说原本具有不同专业规律、不同生活目的、不同社会职责的组织，都被纳入同一套行政级别和官阶评价体系。
官位决定官阶。
官阶决定待遇。
待遇决定资源。
资源决定机会。
机会又反过来巩固官阶。
一个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社会激励机制，就这样形成了。所谓举国体制的“全官寻租化，全民佃户化”也是从这里发轫的。
直到这里，我仍然没有提出“殖官主义”。
因为我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制度结构上。
真正让我继续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：
为什么这样的体系，总是在不断扩大？
为什么机构越来越多？
为什么岗位越来越细？
为什么预算越来越大？
为什么每一次改革结束以后，新机构又不断产生？
为什么组织总是在增长，而生命主体却越来越缺乏自主空间？
慢慢地，我终于意识到，真正扩张的，并不是那些具体的官员，而是组织本身。
组织开始为了组织而存在。
机构开始为了机构而运行。
预算开始为了预算而增长。
权力开始为了权力而延续。
于是，我终于看见了隐藏在官阶体系背后的那股力量。
那就是：
组织的自我复制。
后来，我把这种机制称为：
Reproductive Officialdom（殖官）。
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官僚主义，而是官僚体系不断通过职位、官阶、预算、待遇、资源和利益网络完成自我复制、自我保护、自我扩张的一种制度机制。
继续研究下去，我又发现，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。
美国有自己的组织利益集团。
欧洲有自己的官僚体系。
国际组织（包括UN）同样具有自身的组织扩张惯性。
大型企业、平台公司、专业协会，同样可能不断扩大自身边界。
组织一旦脱离了受托职责，就可能把自身延续置于服务生命之上。
于是，一个新的概念终于逐渐成熟。
我把这种跨越不同制度、不同国家、不同组织形态，却具有共同内在逻辑的文明现象，称为：
殖官主义（Bureaucolonialism）。
之所以采用 Bureaucolonialism，是因为我希望强调，它已经不仅仅是行政问题，而是一种制度性的“组织殖民”。组织不断向社会扩张自己的边界，不断吸纳资源，不断制造新的依赖关系，最终使生命围绕组织运转，而不是组织受托于生命。
而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，则保留下来，用来描述这种文明现象得以形成的核心机制。
因此，在我的理论体系中，两者并不是两个互相竞争的概念，而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。
Bureaucolonialism，是理论。
Reproductive Officialdom，是机制。
回头再看，这条思想道路已经走了三十多年。
它并不是从一本书开始，也不是从一个概念开始。
它始于一位编辑出版人在推动一项文化工程过程中，对一个简单问题的不断追问：
为什么一个本来应该服务思想、服务知识、服务生命的组织，会慢慢开始服务自己？
也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后来提出了“组织是生命的受托者”这一判断，并进一步形成了共生经济学关于重建组织信托必须面对并破解“殖官主义（Bureaucolonialism）”机制的理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