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哲学重新回到生命

From the Living Subject to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

——共同体的重新定位与数位-量子时代文明演化的一条思想脉络

Repositioning Community and Tracing a Civilizational Trajectory into the Digital–Quantum Era

钱 宏（Archer Hong Qian）

2026年6月25-26日于温哥华

引言：哲学，从来不是概念，而是生命

很多人一说到哲学，就认为太抽象、深奥，意味着远离现实。心里其实是默认“不接（权、钱、性利益）地气”。

我15岁做农夫，从村民们“一草养三鲢”的微妙中，到后来自己采药制药学针灸，完全义务为当地缺医少药的人们解除病痛，当我从他们由痛苦到开心的神情中，获得一种无尽的快乐体验时，便无师自通地自认，那就是哲学。

后来，我越发认定，哲学首先是生命之道。

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交互、不断契合、不断生成的鲜活共生体。

哲学不是概念之间的推演，而是生命不断追寻可能世界的律动；不是书斋里的思辨，而是创新文明的活的灵魂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。

1989年6月25日，我在《科技日报》发表《追寻可能的世界》时写道：

哲学就是生命之道；哲学就是生命追寻可能世界的律动；哲学是创新文明的活的灵魂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当人工智能迅速崛起、量子科技不断突破，人类迈入数位-量子时代，我反而越来越确信：

真正需要重新理解的，并不是AI，而是生命。

因为，技术始终只是工具；文明真正演化的主体，始终是生命。

我对生命的思考，并不是为了写一本教材，也不是为了写一部思想自传。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生命主体四十年思想实验的真实记录。

其中有直觉，也有思辨；有坚持，也有修正；有成功，也有试错。许多后来逐渐形成的思想，并不是一开始便拥有完整体系，而是在生命与时代不断交互的过程中，慢慢得位、慢慢成长。

离钱宏最近的，是钱宏自己；离生命最近的，是每一个具体生命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愿意从自己的生命开始，讲述一条最终通向交互主体共生（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）的思想脉络。

一、生命早于哲学：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生命经验

坦率地说，我对“共同体”的警惕，并不是首先来自哲学理论。

而是来自生命。

我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较多的家庭，排行老大。后来又遇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父母作为知识分子受到冲击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便自然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、分担家庭责任的义务，也因此很早失学。

今天回头看，那段经历固然艰辛，却并没有让我厌恶责任。

相反，我始终相信：

多做事是福。

能够承担责任，能够帮助别人，本身就是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

然而，也正是在这种成长过程中，我逐渐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。

共同体当然能够给予温暖，也能够给予庇护；它能够培养责任，也能够培养彼此关爱。

但与此同时，它也可能不断要求成员放弃自己的声音、自己的选择，甚至违背自己的生命节奏，以维护那个被认为高于个体的“共同体”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读到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忽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那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故事。它也是共同体逻辑的一种文学写照。

于是，我慢慢意识到：

生命体验，往往早于哲学。

许多后来形成的思想，并不是首先来自阅读，而是来自生命一次次真实的感受。

二、1986：生命开始寻找自己的语言

1986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（脑震荡短期失忆）之后，我忽然明了一件事理：我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

丘吉尔说，勇气是一切美德中的第一美德，我想，他说这话时，正值“伦敦上空的鹰”逼迫英国人投降压力山大，只有他，象阿特拉斯一样扛起整个地球。

勇气分明是逼出来的啊！既然上帝不接受我，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，那我为什么不勇敢地完成我的事工——思想——把我十几年的体悟公布出来？

当时，正值联合国“国际青年年”（1985）和“国际和平年”（1986）。于是，我几乎同时完成了两项思考。

一项是应邀写作青年读物《参与——现代人的追求》（1989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。今天回头看，我真正思考的问题，其实只有一个：

生命主体如何自组织参与世界？

这里所说的参与，并不是简单参加某种活动，也不是被组织、被动员，而是生命主体不断成长、不断学习、不断创造、不断承担责任的过程。

同年，我又完成《公民个人权利优先引论：作为整体主义的共和国公民学与作为个体主义的共和国组织学》（刊载《华人世界》1989年第一期）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我提出了一个后来始终没有改变的命题：

个人角色多样化，组织角色专一化。

今天看来，这两篇文章分别从两个方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。

一方面，生命主体不断生成新的角色，不断参与世界；另一方面，组织只能承担专一功能，始终服务生命主体，而不能取代生命主体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这两条思想脉络后来并没有分开，而是在不断交汇。

三、为什么我始终不接受“共同体”作为文明最高概念？

随着不断阅读政治哲学、社会学、文明史，并观察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我真正不能接受的，并不是共同体本身，而是把共同体提升为文明最高原则。

长期以来，英语 Community、法语 Communauté、德语 Gemeinschaft 都被译作“共同体”。

然而，它们虽然各有侧重，却都把“共同（Common）”作为概念的出发点。

英语 Community 更强调共同生活、共同联系。

法语 Communauté 更强调共同归属与制度联系。

德语 Gemeinschaft 则更强调共同身份、共同价值、共同命运。

但经过长期思考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倾向：

首先确认共同，然后确认主体。

问题并不在于共同体具有边界。

生命本来就有边界。细胞有细胞膜，人体有皮肤，男女之间有身体边界，父母子女之间有人格边界；国家之间有疆域边界。

边界本身，是生命得以存在的条件。真正值得警惕的，是刻意强化边界，刻意强化“自己人”，并不断压缩主体之间的差异：

把边界意识（boundary consciousness）异化成身份政治（identity politics），再异化成排他逻辑（exclusivism）。

所以，“共同体”的问题，不在于它有边界，而在于它刻意强化边界。

为什么刻意？因为它需要不断回答：

谁是自己人？

于是马上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：

谁不是自己人？

然后整个组织开始围绕这个问题运转：

强化共同身份；强化共同意识；强化共同利益；强化共同敌人。最后，不断压缩内部差异。

于是，本来丰富的生命世界，慢慢变成：求同；然后变成：只有同；最后变成：必须同。

而为了维持“同”，必须不断把单一身份、单一价值或单一组织形式绝对化。如所谓蒋介石先生的“一个主义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”。

于是，“求同存异”，主客二元对立统一，开始向"消灭异"滑动，一旦差异不断被取消，创新停止；主体消失；生命退化；共同体组织越来越依赖权力维持一致性。开始强调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的路线斗争，随时消除差异，甚至消灭“异己分子”，如进行“三大改造”，“消灭私有制”，强调“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”，而提倡者和领导者本身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自然而然成了富有特权的《新阶级》（吉拉斯，1957）。

这样的共同体，不仅是逻辑推理，也不只是奥威尔式《动物庄园》《1984》的寓言和哈耶克指出的“通往奴役之路”，更是同一种逻辑发生在法国、俄国、中国、柬埔寨、伊朗、委内瑞拉、古巴……血淋淋的历史事实。

其实，我们看到公元前8世纪伟大的伯阳父早已有深刻洞察：

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

我称之为八字箴言，不再只是古典智慧，而是一条文明演化规律。

生命之所以能够持续创造，并不是以主体（Subject）自居，把世界和他者当作客体（Object）加以支配、操纵和榨取。因为不断消除差异，而恰恰因为不同主体保持自身独立，又能够持续交互、不断契合、互为主体，从而生成新的共生体（Symbiotic Organism）。

我越来越倾向于以“交互主体共生（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）”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感觉、观察和评判世界:

存同求异，又尊异；间道竞和，而共生。

四、共同体只是形式，生命主体才是目的

我并不是否定个体生命及其共同体的存在。家庭、学校、企业、教会、国家，都可以形成共同体。

只是在我看来，共同体始终只是：

主体之间为了实现某一专一功能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。

因此，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：

专一功能。

暂时性。

可重建性。

1776年《独立宣言》指出，当政府不能继续保障人民权利时，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。

这说明，政府首先是一种组织形式，而不是文明本身。

后来，里根总统说：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;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（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；政府本身就是問題）。

真正值得思考的，并不是一句政治口号，而是组织信托（TRUST）必须始终回到自己的本位。

我们能理解川普总统说的：各国领导人都要对本国人民负责。所以，哪怕是G7，哪怕是北约盟友，过去承担过重的美国，现在也要亲兄弟，明算账。

这并不是鼓励彼此疏远，而是在提醒：

真正长久的关系，不建立在无限依赖之上，而建立在彼此独立、彼此负责、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。

关系越亲密，边界越清楚；

责任越明确，主体越独立；

主体越独立，组织信托越牢固。

家庭如此。企业如此。国家如此。国际合作如此。未来人与AI之间，同样如此。

五、数位-量子时代：主体定位的文明跃迁

今天，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

我把它称为：

数位-量子时代（Digital–Quantum Era）。

这里所说的“数位”，并不仅仅意味着数字技术。

我之所以坚持使用“数位”，而不是“数字”，是因为“位”具有更深刻的文明意义。

《周易》说：圣人之大宝曰位。

位，不只是位置，更意味着主体定位。

数位时代真正的重要意义，不是数字计算，而是生命主体、人工智能以及各种组织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定位、连接与契合。

量子，也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理论。

量子所揭示的纠缠、共轭等现象，使我们重新理解世界：

现实不是孤立存在，而是在持续交互中不断生成。所谓“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”。

这一科学启示，与中华文明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形成了一种跨越两千多年的呼应。

数位解决“位”的问题。

量子揭示“交”的问题。

生命彰显“生”的问题。

于是，人类开始从主客二元思维迈向交互主体共生。

六、从智慧之愛到愛之智慧

轴心时代最大的贡献，是诞生了智慧之愛（Philosophy，Love of Wisdom）。

它推动了理性、伦理、科学与文明的发展。

然而，当世界越来越呈现为生命主体之间持续交互、不断契合、共同演化的世界，仅仅依靠建立在主客二元关系上的哲学，已经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数位-量子时代的现实。

因此，我逐渐提出：

愛之智慧（Amorsophia，Wisdom of Love）。

这里的“愛”，并不只是情感，而是生命不断连接生命、主体不断成就主体、文明不断创造文明的力量。

交互主体共生，并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。

它只是希望让哲学重新回到生命。

让智慧重新服务生命。

七、LIFE–AI–TRUST：共生体不断涌现

回望四十年的思想探索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生命始终是第一性的。

因此，我提出：

LIFE–AI–TRUST交互主体共生。

LIFE，是生命主体。

AI，是生命创造出来的新工具。

TRUST，则是生命主体为了完成专一功能而不断重建的组织信托。

生命创造工具。

工具赋能生命。

生命重建组织。

组织回归信托。

于是，不同生命主体借助不断演进的工具，在值得信赖的组织中持续交互、不断契合，一个新的生命整体便不断涌现。

我把这种不断生成、不断成长、不断演化的生命整体，称为：

共生体（Symbiotic Organism）。

共同体只是形式。

生命主体才是基础。

工具不断更新。

组织不断重建。

真正持续成长的，是生命主体之间不断交互、不断创造、不断演化臻美的共生体。

结语：让哲学重新回到生命

四十年前，我思考的是：

生命主体如何自组织参与世界？

今天，我依然思考同一个问题。

不同的是，今天参与世界的，不再只有人与人，还有人与AI、人与组织，以及越来越多不断涌现的交互主体。

回望自己的思想历程，我越来越相信：

普遍寓于特殊之中，须弥寓于芥子。

钱宏（Archer Hong Qian），不过是一个具体生命；本自具足而又非独存的生命主体（LIFE），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。

因此，这篇文章所讲述的，并不仅仅是我个人四十年的思想历程，而是一个生命主体如何在成功与试错、坚持与修正、体验与思辨的持续交互中，逐渐寻找自身定位、不断追寻可能世界的一次真实实验。

生命不断创造工具。

工具不断赋能生命。

生命不断重建组织。

组织不断回归信托。

不同主体在持续交互中不断形成新的契合，不断涌现新的共生体。

这正是数位-量子时代从智慧之愛（Philosophy）迈向愛之智慧（Amorsophia），从主客二元对立统一迈向交互主体共生（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）的文明跃迁。

而我始终相信：

哲学就是生命之道；哲学就是生命追寻可能世界的律动；哲学，是创新文明的活的灵魂。

而生命，也终将在不断交互中，创造属于数位-量子时代新的文明可能。